在《立法法》制定过程中，有学者建议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采用严格审查基准。

2020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十一个坚持，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尽管迄今为止，在法治轨道上所表达的政策内涵尚无来自官方文件的权威性解读，但从法理角度来看，在法治轨道上的逻辑内涵是可以界定的。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主张，它既关系到我国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之后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更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具体道路以及相关的法治保障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现代化的要求来衡量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属于现代化的基本范畴。经过10年努力，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这一法治现代化的基本样态主要特征包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制度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基本原则和具体法治改革措施，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形成，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国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等等。从总体上看，是目标引领举措。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肯定和保驾护航。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特征时强调了物质文明现代化与精神文明现代化之间的高度统一性。另一方面，他也着重强调了，作为最重要刑罚方式的现代监狱制度的诞生，正是这种权力运作方式的完美再现。

这种理想性、应然性与规范性正是哈贝马斯法哲学理论的特点所在。前者将权力视为以法律、制度和禁令等形式存在的实体，是有形的权力，具有压制性特征。因为从最一般的角度讲，哲学意义上的规范性指的就是各种涉及应该的现象。今天的法哲学还应该兼顾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冲击。

哈贝马斯对人类语言中蕴含的理性沟通能力的普遍性的坚持和强调，发展成为其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的主张。对于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有人认为他的道德?伦理划分非常有说服力，也真正找到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底层规范。

一些传统法哲学流派，要么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纯粹实然问题的学科，无法处理应然领域的法律规范性问题。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发现福柯对现代社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某种批判。在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之外，法社会学可以被视为是探寻法之正当性/规范性的第三条道路。但即便如此，就像自然法理论中不同的流派之间也有显著差异一样，不同的社会理论对法律规范性问题的理解当然也不尽相同。

这种危机在法学层面表现为法律的正当性（Legitimacy）与合法律性（Legality）相分离。在他眼里应该不存在恒定不变的、硬核的规范性基础。根据以上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对现代法哲学中的规范性的基础问题重新进行一些反思。在既有关于中国法治实践的探索中，哈贝马斯和福柯的理论也都是使用率极高的理论框架。

而现代社会之合法律性也应当立足于以交往理性为根基的正当性之上，以商谈民主的方式形成两者的统一，为现代法律寻找到规范性根基，才能实现医治其合法化危机的目的。它既不同于自然法哲学的超验视角，更有别于实证主义的内在视角，也同时区别于主流社会科学的经验视角。

这些话很好地描述了哈贝马斯对交往权力的理想化定位。但哈贝马斯认为主体的概念也需要进行修正。

西方学界对哈贝马斯与福柯之争的讨论持续了多年，并且多将其与规范性的基础和来源问题联系起来。他自己也强调，所谓商谈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是别人对他理论的称谓，而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商谈道德理论（discourse morality），是一种底层的道德程序主义的主张。福柯借用尼采的名句上帝死了，在《词语物》一书的结尾提出著名的人死了这一命题。他很少使用规范性或者规范这样的概念。本文从20世纪社会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议——哈贝马斯与福柯之争（The Habermas-Foucault Debate）——出发，来为法律规范性的来源问题提供一个不同于传统法哲学的全新视角。哈贝马斯曾在自己晚近的重要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专门开辟两章用于讨论福柯的思想，其核心批判即在于后者的理论缺乏一致的规范性基础。

普遍语用学的目的就是确认并重建一种普遍的、（相互）理解的可能情境。这本书出版之时福柯已经过世，他的一些追随者们曾代替他做出过一些回应，也有中国研究者基于此认为哈贝马斯在法哲学立场上对福柯有重大误解。

工具理性的概念来自韦伯，用以描述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和情境主义者，他没有对话语赋予任何规范性、理想性的含义，而是如他自己所言，是在一个客观的描述性意义上来对其进行定义。

哈贝马斯希望将这一概念赋予一个规范性的内涵，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与交往理性的规范性和理想性相对应。如果说后者总是跟作为大写的人的单个主体概念相联系，那么交往理性的主体观对应的则是人与人之间共通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当代哲学中常常提到的主体间性。

两种法之规范性社会基础的比较 在哈贝马斯与福柯关于诸多概念的分歧中，我们注意到，前者的思想充满了各种理想性、规范性的建构，他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我们不得不用权力来制造真理，这种力量反过来又需要真理才能发挥作用：……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受制于真理，因为是真理决定了律法的样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关真理的话语决定了法律。而在祛魅的现代社会，占据相对主流位置的法律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范式则认为法之正义属性最好只能溯源到实在法，因为以此为基础构建的现代社会法律运行体系才是自成一体且稳固而确定的。福柯说：他（主体）是一个受人瞩目的领域，谁知道它，谁就承担起权力约束的责任。

而伦理关注的是关于好的实体问题，因此答案只能是相对的。法语中这一词汇除了正常的意思之外，还有标准的模范的师范的等含义，与规范的概念比较近似。

这主要是因为主流的法哲学（以实证主义各派为代表）尚未将视线聚焦于作为外部视角的社会，也就没有注意到不同社会理论之间的论争对法之规范性基础问题的创造性启发。概括来讲，话语可以被定义为根据某些分析标准而被我们确认为属于同一系统的陈述群。

福柯进一步认为，多数权力运行在一个没有规则、没有主体的过程中，反过来它却不断地形塑着主体。在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来看，法社会学当然是典型的外部视角，但是与同为外部视角的自然法范式相比，法社会学却更为关注作为实在（positive）的社会。

我对法律的底层究竟有什么不感兴趣。但是实践中的法律却不是如此理想和融贯，它必须面对现实世界的多元化和流动性。可以将其称为社会理论或者社会?法理论的进路，但是因为它讨论的依然是法哲学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从广义上讲也是重要的法哲学论述。基于这种修正的现代主义立场之上，他对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必然抱持一种批判态度。

立足于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可以摆脱传统单向度理性观念所带来的问题，把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建立在彼此同意的正当性基础之上。但福柯以权力关系理论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根本机制，正是哈贝马斯所反对的。

最后一点，也是它区别于哈贝马斯的话语的概念的关键：一般来说，它往往是单向的意识形态输出或者压迫，而不是双向的对话或者共识。因此，本文将薄且（建构地）普遍的规范性基础，看作是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对法哲学的最重要贡献。

其次是商谈原则，仅当那些得到或能够得到所有受影响的，且有能力作为实践商谈的参与者的同意的规范，才能要求成为有效的（简称为D）。因为这种状态下的法律制度有一个根本性的悖论——通过合法律性而确定合法性。